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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战略最先建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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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黄河-海岸线流域经济带”、“喀什特区”、“西三角经济圈”和“西出战略”十年建言第一人◆经济学家◆文化学者◆规划策划专家◆作家◆评论家◆中国新丝路文化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策划研究院院长◆出版有《策划中国:经济大转型》(中国发展出版社)、《新体制经济学泛论》(人民出版社)、《中国城市走向》(中国经济出版社)、《策划重庆, 策划四川》(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拐点:西部开发20 年》(河北大学出版社)、《中国策划批判》等专著。为国务院撰写大量经济内参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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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入世15年预备期已满,中国为什么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2016-12-15 13:05:08|  分类: 民生中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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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入世已满15年,中国为什么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 刘斌夫 -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最先建言第一人【原创】入世已满15年,中国为什么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 刘斌夫 -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最先建言第一人
  入世预备期已满15年,中国为什么还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刘斌夫

   【原创】入世15年预备期已满,中国为什么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 刘斌夫 - 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最先建言第一人

                                                                                     学者刘斌夫接受凤凰卫视台长董家耀访谈(网络图片)
走出中国经济低迷误区 严防软危机硬着陆
尤须调校深改指向与破解转型困惑

        今年1211日,中国入世15周年。按国际世贸组织规则事先约定,加入WTO15周年即可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自上而下以淳朴、单纯甚至沾沾自喜的心态和目光翘首迎接自动获取“市场经济国家”桂冠时,美欧一盆“不予承认”的冷水从天而降如冰凌灌顶。美日韩和欧盟诸国等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不承认中国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只有8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此刻正当中国经济面临和经历严峻考验的转型关头和低迷时段,多年来累积的病灶集中显现。“不予承认”无异于当头一棒。从官方媒体到坊间网络,多皆以忿懑情绪而非理性认知来表达入世之尴尬,学界几乎失语。

面对内忧外患,总量偏大、人均偏低且而数量庞大、质量缺憾的中国经济必须进入的新常态究竟何去何从?应对入世尴尬,走出经济低迷误区,严防经济软危机硬着陆,尤须廓清增长模式,调校深改方向,破解转型困惑,导入良性循环。

一、入世十五年,市场经济地位究竟确立与否?陷于被动的中国是否又要转进另一新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朋友游戏圈”?

中国入世15年来,进出口贸易从2001年的0.51万亿美元到20153.96万亿美元,增长8倍;年货物出口额从0.3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增长6.67倍,年均增长率16.1%;年货物贸易进口额从0.24万亿美元到1.68万亿美元,增长6倍,年均增长率14.32%;年实际GDP对全球贡献率与增长率拉动度从0.53%0.03%24.8%6%,贡献率增加46.8倍,拉动效应增加20倍……对全球经济增长建树奇伟、贡献卓越,而获“总量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等多顶高帽。

不仅仅为获得一纸承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和推进强国战略,中国以三十多年殚精竭虑和15年拼力追赶,在世贸谈判桌上甚至做出了出乎国际国内意料的低位妥协和隐忍退让,化外部国际压力为国内改革动力,以偏低到濒临底线的人力劳务成本、高昂到接近自我牺牲的环境代价、严重到几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资源透支、连续多年几乎无缝不钻的善意廉价倾销、无异于慢性自戕的粗放式开发和高速畸形发展模式,成就了以激素催肥而行将病入膏肓的巨型亚健康经济体。

2010年至2015年间中国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5.6%,超过美国名义GDP每年3.7%的增长速度。电子产品的出口下降是造成中国对美出口下滑的主要原因。截至2015年,美国进口的鞋类产品中有62.5%来自中国,但随着中国劳动力综合成本的上升(尤其企业缴纳社保负担),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正迅速被越南侵蚀。越南今年前10个月对美鞋类产品出口总额增长12.4%,达到41亿美元;服装和服饰产品出口总额增长2.3%,至92亿美元。东亚的出口市场出现了一种长期的结构性转变,来自越南及其他低工资亚洲经济体的竞争趋于激烈,中国商品在出口竞争时面临着“被排挤”的境遇。

就此中国经济增长忽然从高位堕入低迷期,国际经济同样全面低迷,国际上与世贸规则逆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少数大国反华排华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对中国“不予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就成为发达国家的“集体潜意识”,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触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外贸进出口量额骤降至今未能全然恢复元气的中国,正将再度成为国际反倾销的众矢之的。

欧美可能以倾销为由,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45%乃至更高的反倾销税。根据WTO和欧委会最近发布的报告,全球三分之一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欧盟当前73项反倾销措施,即有56项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在WTO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中,一半以上针对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及出口产商品为此在过去15年遭遇了极大不公平,蒙受过巨大损失。

长期以来出口增长依赖难以自拔。以沿海出口主导辅以内陆资源透支为主要方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和入世预备期15年的旧常态。直面国际经济新局势,首先应当主动坦承,作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兼及发展民营经济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并未全按国际游戏规则推行“完全自由经济竞争模式的市场经济”,并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以竞争发展为前提,利用国内外生产成本不同,为抢占国际市场份额,一直在做廉价贱卖的善意倾销。

传统产业产品和矿产资源如此,新兴产业产品低价出口何尝不是如此。前些年稀土当泥土贱卖现象和以上游环节高耗能高污染获得的下游环保节能LED产品廉价出口事例记忆犹新;国际市场石墨稀原价5000/克,中国宁波建成了300万吨生产线投产后价格是3/克;15英寸电脑面板国际市场价260美元/台,国内15英寸液晶面板投产价格60美元/台……甚而多年来养成国内同一厂家的同质产品在发达国家比欠发达的国内便宜、出境游客在国外抢购国产或贴牌加工出口优质廉价商品回国之怪现状。只有承认现状,才可谋求改变。

我们“以市场换技术”显然落败,进口先进设备,照样为其配套的先进技术另行高价买单。以国内38条彩电生产线为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企业”,每台电视机都付出天价知识产权费给国外。虽则大量劳动密集型粗放式加工企业,甚至少量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出口产商品国际贸易“以低价换市场”一以贯之屡获成功,然而势必遭遇反倾销四面围攻。

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反对者还是我们自身,都岂能坐视依然廉价倾销而还不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争享国际定价权、话语权,岂能继续斥责发达国家产商品暴利而还不提高“中国制(创)造”的质量品牌竞争力和拓展利润空间?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首要命题。否则即便竭力重新跻身另一国际贸易组织,未必就不再入窘境。

二、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当前产能是累积性相对过剩还是膨胀型绝对过剩?产业只转移而未优化积弊甚深,结构转型尤须产业转向升级先行

结构深改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提法过于绝对化,且一年多来收效甚微;“三去”理应规范表述为“减产能、降库存、调杠杆”。当前国内与就业相关的产能,究竟是累积性相对过剩,还是膨胀型绝对过剩?答案显然是前者,过剩是相对的,不可能有发达国家那种严重过剩,况且产能意味着就业。去掉产能或将误解为不要产能,产能必须保持一定量额,维系适度增幅,尤须淘筛升级;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库存,只是不能堆积太高;公私兼顾的经济体制并非不需要杠杆调节,而须适时调整功效甚至变换职能。

包括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纺织、化工、汽车等工业多领域当前产能相对过剩事实客观存在。一因国际市场低迷,出口经济下滑,出口转内销导致产品过剩;二因国民收入偏低,购买力下降,内需严重不足,造成产能堆积;三因各地假城镇化之名、行卖地财政之实,无序规划、盲目招商,过量开发无业态空壳楼盘,大量圈占耕地臆造低产能空壳开发区;四因产业转移增量而未升级,缺乏创新,未能导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五因高层政策往往不顾全国各地资源环境、经济实力、市场潜力、发展水平等要素特征的巨大差异,甚至有图一蹴而就的随意性,堵而不导或多堵少导,一统就死,一放即乱,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

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产业转移,本应完整表述为“东西部投资与产业转移、产业转型和产能升级”。沿海劳动密集型甚至污染型低产能落后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大量搬迁转移,只是产量继续大幅度增加,产业并未在转移、淘汰、优化中实现产能升级,此为造成资源环境沉重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重要因素。

虽然去产能、去库存收效不显,也许还受人民币贬值压力等其他因素影响,近期PPI持续四年半负值后首次转正,同时再度表明产能是相对过剩。焦煤和动力煤分别较去年年底价格涨幅超过150%100%。截至1021日,钢材综合价格指数79.00点,同比上涨19.17点,较年初增长22.63点;高线、三级螺纹钢、热轧卷板等钢材价格同比上涨27.4%27.9%44.9%。两年来论斤两比白菜便宜的钢材价格阶段性回升已是必然。上游化工原料开始猛涨一倍甚至五倍,将影响到下游行业。纸张价格连续两年持续多连涨。苹果在原产地烂市果贱伤农无人问津,姜蒜被奸商囤积推怂价格上涨奇高。海绵、木材等家具材料价格和运输成本大幅拉涨。原材料价格报复性反弹使其企业生存和民生返贫压力更重,甚或引爆一触即发的又一轮民企破产潮。

自从2009年中央财政4万亿、拉动央地财政共18万亿元进入已成为地方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加之开发商投机作弊和黑中介推波助澜,就为高峰期过后如今房地产价格与库存双双高居不下,埋上了难以涂改的伏笔。房地产库存怎么去?除城市公租廉租保障房和应明令成本微利定价减税供售给城市居民第一套基本安居房产外,凡第二套以上或超出家庭人均多少平方米住房以外的投资性、奢侈性住宅与别墅豪宅,应该较高额课税放开销售而不限购,否则,富豪资金外流到发达国家炒房,国内库存仍然一直去不了。难道无条件限购就能去库存、就能减少泡沫?库存量高而房价居高不下,盖因地价虚高等因素已经形成泡沫,只有平抑地价、卖掉库存,并且控制新的库存过多产生,才能从根本上和源头上遏止房地产经济泡沫。

三、结构改革岂可偏废于供给侧?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是结构优化唯一标尺,与其片面去产能、单边去库存,毋宁拓展新空间以大增需求;泛亚高铁网、亚欧高铁复线和亚美跨海高铁项目将生发对高铁经济和钢铁行业的巨大拉动效应

供给侧说法源自于产能绝对过剩的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里根时期,既缺乏理论基础,亦无实际操作举措。我们何须拾人牙慧。实际上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美联邦政府已经废弃供给侧陈词滥调而重拾战后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和货币信用理念,才安然度过危机而基本实现复苏。目前官方与学界对最适宜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凯恩斯经济学不求甚解而多误读。

供给侧与需求侧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两翼,而且需求才是供给的真正动力。不增需求而缩减供给,单边去产能、片面去库存、机械地斩供给,只能置经济于死地而难以后生。偏废于供给侧改变,显然是对决策的误导。供给与需求相对平衡,才是结构是否优化的唯一标尺。产能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绝不能如增长空间甚少的经济高度发达国家那样减供给,而必须以“增需求”来“保供给”,向国内外着力拓展新的需求空间。

适时调整外贸与汇率对策,转变出口理念与贸易方式,向国外拓展需求空间;同时藉以一系列优厚富民惠民政策,减少对行业打压和减低国民生产生活成本负担,增强、放开与激活国内需求与国民购买力。在“增需求”前提下“调供给”,才是时所必须。中央政府应当出台需求与供给相对平衡的科学评价体系。

譬如钢铁行业,现状是“三降”即价格降、需求降、产量降,“三多”即停产多、亏损多、裁员多。国家财政今年拿出1000亿元补贴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转移安置180万职工就业。所定目标任务是5年内全国减少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年均减少钢铁产量0.2亿~0.3亿吨,于年产11余亿吨、5年近60亿吨钢材的庞大产能作用甚微。而河北省国企民企钢铁行业就有100万工人,分流压力很大。

如果从2017年始,全国城市建设全面推行钢结构绿色建筑,从保护耕地壤土和生态环保计,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使用红砖建材的砖混结构,每年数亿吨的钢铁相对“过剩”产能即可迎刃而解;如果再向欧美国家输送房屋钢结构组装件,中国钢铁及钢结构产业还将迎来再度勃然生机。

钢产量依然居高不下。国际粗钢产能相对平衡稍有过剩,而国内粗钢产能严重失衡相对过剩。2016年全球粗钢产量16.228亿吨,钢材实际需求量15.235亿吨;2016年全国钢材总产量11.235亿吨,国内实际需求量6.722亿吨。但是,不能简单地以为就可以大量向国际市场倾销钢材。

高速铁路可以大量消解钢材库存和消化钢铁产能。中国高铁技术领先全球。2015年,京沪高铁利润高达66亿元。高铁经济无疑是稳增长、调结构、增供给、拉动投资、拓进开发、扩大消费、激活产业链、培育产业带、提速人口流动、增强要素聚集和同城效应、助推转型升级和城市化发展、加快旅游和现代服务业进程、抬升沿线城市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支撑引擎和重要抓手。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建设“八纵”(沿海、京沪、京港台、京哈-京港澳、呼南、京昆、包银海、兰西广)“八横”(绥满、京兰、青银、陆桥、沿江、沪昆、厦渝、广昆)国内高铁线路,至2030年境内高铁里程达到4.5万公里。今年高铁投资超过8000亿元。

高铁经济目光亟待放眼世界。首先应须倚重“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未来十年间可大举投资数万亿甚至十余万亿元,在“泛亚经济圈”推进建设“泛亚高铁网”,同时延伸建设从喀什经中西亚到地中海沿岸的“亚欧大陆桥-亚欧国际高铁复线”和从东北亚跨越白令海峡抵达北美经济圈的“亚美大陆桥-亚美跨海高铁”。此举不仅为高铁国际开发建设与高铁国际交通物流以及“高铁新丝路”国际互联网电商货运开创勃勃生机,将为中国钢铁产业带来起死回生的需求空间和重大机遇,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西亚自由贸易区”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发展建立完善的互联互通体系,为“泛亚经济圈”及其“中西亚经济圈”、“环北部湾经济圈”、“环渤海-东北亚经济圈”建设与发展铺垫强劲基础,也为亚欧、亚太甚至全球济复苏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开启全新格局,大幅度提升中国大国崛起的国际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地位。

四、产能相对过剩情势下,“大众创业”实不可取,“混改领军,精英创业,大众就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特色新经济时代之必然选择

今年上半年全国31省市区经济总量平均增幅6.7%,辽宁等地经济增量环比负增长。一边产能过剩,一边增长低迷。

既无经营管理经验,又无资金背景实力,在低迷和过剩情势下创业,所受学校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大中专毕业生甚至研究生,不是开小吃店与低学历个体户抢饭碗儿,就是低成本运作靠政府补贴开设毫无核心竞争力的虚拟公司,只能造成同质化弱势竞争和综合产能进一步过剩。据统计,近一年来大学生创业存活率4.6%,成功率只有2%,去年获得A轮融资的846家创业公司现在几乎全部倒闭。一些大学生还亏损了父母本来准备为其购房结婚的费用,反而拖累了去库存。

全国有农民工数亿人涌向城市,每年毕业大学生数百万人须要就业。一味去产能而不增需求,就意味着大量裁员和失业。

除艰苦大胆创业外,多靠投机和原罪起家而先天不足,信用度不够,管理粗放而产能偏低,缺乏现代企业运作规范和旺盛持久生命力,难以享有与国企同等的国民待遇,初期草创为改革开放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的第一轮生命周期大限已到,所有人兼管理者面临新老两代交替而青黄不接,负担过重,红利不再,大多亏损,优势锐减。

客观上“国进民退”之际,除保全生命力较为持久民营企业外,国资与民企合资合作混合改制,特别是给少数有专利发明成果亟待孵化的大学生、研究人员以实质性股权和技术高管岗职,与有资金实力、信用度和管理运行规范的国企,或民企由国资持股共管二次创业的“混企”共同形成“精英创业”新态势,不失为新形势下的重要选择。“混改”领军,将优势互补,也可理解为缺乏资金实力但有经营活力的民企和有创造发明的知识分子“补短板”的一种必要方式。

只有“精英创业”、“混改领军”,才能更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告别低级产能,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拓进,才能给广大市民、农民工和大中专毕业生创设更多的就业机会,才能更有利于拉动内需去库存,才能给更多人提供在各自岗位上锐意创新的条件。岂能有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创新?“大众就业”,意味着最大范围的就业率;“万众创新”,人人在经营、管理、生产、加工、技术、研发、投融资、供给、销售、推广、服务等每个点位上都有创新的职责和能动。

五、互联网+什么?电商是柄双刃剑,岂可割弃双腿替以拐杖而倚之?O2O才是双全法,发展虚拟经济应以保护实体经济为前提,实体经济+网丝路+21世纪海丝路+国际高铁新丝路才能建构经济新体系

互联网电子商务零售平台,本应“消灭”批发商而减少中间环节,但却无意间“消灭”了实体店零售商,这何不是一种偏离市场经济本位的不公平竞争和另类新垄断。基本属于虚拟经济领域、既没有中间批发环节、目前几乎没有纳税的电商,应须有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经营模式和运行范畴及规模。阿里巴巴因为拥有“支付宝”这种绝无仅有的第三方支付模式,既解决了购物信用和货品质量监督,又相当于另类银行储备,而其他电商根本没有这种优势,除了寄生于垄断型大电商公司而开小窗口外,若单独开网店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力可言。

大量实体店商在欠公平且非正常竞争中歇业倒闭而致店面空置,实则导致了开发商自持物业商用房产库存的增加,同时使其商场员工大量失业。近两年多来,成都中心城区10000余家实体店因受互联网电商冲击和不堪高昂房租重负等故而塌方式倒闭,经营多年的华联、广百、天虹、尚泰、摩尔、太平洋等大型名牌百货商场关门歇业,原以贵妇人为主要高端消费对象的仁和春天百货商场,也两店一齐低价转让给成商集团。市区还有132家在建商场一旦开张即意味关停,今年上半年计划开业的34家功能业态并不完善的购物中心,结果只开张了宜家、万达两家。因卖地财政的政绩政府利益驱使下无序规划和盲动开发,目前成都主城区及南延线购物中心总体量超700万㎡,在建面积超过250万㎡,商业地产“去化周期”已达167.78个月,意即将近14年才能完全消化,而每月新增商业地产库存仍在持续加重。

成都有最腐败的“鸟巢”和最烧钱最不实用的最大单体建筑“环球中心”,却迄今没有一处功能完善、业态丰满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综合体。货运车常易堵塞的老旧建材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仍滞留于市中心一二环路之间,非原产地服装鞋帽百货小商品及副食品等生活资料批零市场却多被迁建于绕城高速路外距主城区18公里左右的远郊,火车北站西部最大商品批发集散中心荷花池市场尚未启动棚户区改造而拥塞纷乱……如许空泛紊乱现状,令中国西部首屈一指的商品集散地和特大消费城市情何以堪。

夸大电商的重要性,却忽视了街市繁荣、商气人气、快乐购物和情景消费、随机消费、潜在消费的强劲内需张力。把商品批发大市场改建成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第一线生产厂家专设展销窗口,配以电子商务和物流系统,直接针对零售商,省去多层批发中间环节,线上线下结合的实体店或显竞争优势。

发展虚拟经济及电商经济,须以保护和发展实体经济为必要前提。实体经济岂仅为实体市场、实体店铺等实体商业服务业,更重要的还有生产、加工、开发等实体多元产业,与国际互联网电商以及国际现代交通物流系统的配套建设,形成新经济新体系新格局。

六、财政金融政策何以积极稳健又适度宽松?降息降准仅是期求合理流动性而有条件的常态调节手段而非万应灵丹,关键在于把握释放到实体与虚拟经济领域的比重

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应当长期保持一以贯之不可轻易改变的财政金融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

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体现出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持续稳定有效把握;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表现为国家信用度和公信力,以及对中观微观经济领域金融杠杆调节应付裕如的执行力、“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自信力。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银行信贷扶持的相对宽松度、利息率与准备金率的相对稳定性、对流动性的常态化调节、货币增发投放量与GDP 增幅的相应度、对汇率调控的张弛度、对股市风险的预见性、对房地产泡沫的控制能力、对工商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支持力度与比重、金融创新的敏锐度、使用金融工具的原则性与灵活度、对货币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其他短期资产M3的把握度等等。

降息降准,虽是期求合理流动性而有条件的常态调节手段,但绝非万应灵丹,不可滥用。2015年第一季度起,使用降息降准手段过急,对实体经济缺乏应有的关注,使其流动性在虚拟经济领域反应过快;加之2014年末中央财政余额近4万亿元交由财政杠杆公司以银行股、券商股等渠道进入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酿成虚高泡沫,又经历恶意砸股之险象环生,于紧急危机关头不得不施行“暴力救市”应对策略,才强渡难关、基本安全着陆,但经济受伤很重。股市总体依然萎靡不振,尽在生死线上徘徊震荡而又一无探底迹象。年关将至,创业板再创半年新低。

近两年来对实体经济疏于关切,过重偏废于虚拟经济的股市、电商领域,是某种失策。将流动性如何合理释放到虚实经济领域,是考量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金融经济运行执政施政能力的重大课题。近一年多来银行资金尽在金融、准金融系统内部的楼市、股市里循环流动,而未广泛进入实体经济的“金融空转”现象每遭诟病。

经济总量如许庞大,全国上下却资金稀缺,绝非正常现象。今年第一季度国家审计署对829个单位1796个项目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发现近百亿元专项资金长期趴伏未动而闲置,未能发挥资金效益。因缺乏系统盘活,有94.28亿元专项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发挥效益,1.41亿元专项资金统筹后仍未及时使用。2015年中央财政下达1.5万亿棚改资金计划,民企投资旧城改造开发资金严重短缺,一些地方旧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却闲置未用被国务院要求退回重新配置。对专项资金用途限制太窄,或地方政府及部门不擅于使用财政资金,银行资金因怕民企项目风险而不准放贷,都是陷入资金既短缺又闲置怪圈的原因。

七、税收国地合流、缴留比例重置势在必行,减税不如减费,废除以罚代管,消除价格垄断,为民企民生厉行减负,立法规范房产出租及中介收费,“一降一补”须要系统化可操作性政策与策略

服务业缴纳5.6%以上的营业(地方)税,或缴纳3%以上的小规模增值(国)税,本可由企业自主选择其认为简单方便快捷的纳税方式,不必强制。前一度全国范围强制性推行大服务业税制“营改增”,中央财政一夜之间国税增收超2000亿元,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地税减少近4000亿元。表面上为企业减轻了税赋,实则减少了地方政府地税收入,就势必更高价炒卖土地而增大房地产泡沫,更严重增加地方负债、公用行业垄断性收费和假法而行的乱罚款,将地方政府财政经济负担转嫁于企业及个人。税制改革不能只动局部而不顾整体。

服务业税“营改增”之前很长时期,占税收70%以上的国税上缴中央财政;仅占税收30%以下的地税,多不足以供养公务员及教师等公职人员较庞大队伍的基本工资和行政事业基本开支。地方政府不炒地、负债和加重费与罚,则难以谋求发展。

税收“国地分流”在当初确有积极意义,但分流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至今,税收“国地合流”、重置“央地缴留”比例,已成为税制深改的首要和关键问题。

中国企业宏观综合税负(加费与罚)高居40%以上,显著超过OECD(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过去30年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宏观税负约为24%~27%,过去20年日本、韩国和美国宏观税负约在20%左右。

税费是内资民营企业难以承受之重。须从企业毛收入中支付社会保险33%、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0%、个税累进粗算10%、贷款年化利息10%,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和随时随地可能被罚款。去年以来商业银行减少甚至谢绝给民企贷款后,以民间借贷维系民企生存与发展的利息率高达24%以上,更是不堪重负。

尽管税重,尚有国家法规明文分寸;费与罚就更政出多门,有过之而无不及。姑且不说收费畸高的教育费、医疗费等,本应免费。地方政府、事业单位与直属国企捆绑的联合体,把真实成本0.4/吨的自来水卖成3/吨(社区家庭)甚至每吨七八元、十五六元(商业服务业店铺),把成本0.3/千瓦时的照明火电卖成1/千瓦时,把成本1.6/升的汽油卖成7/升,把成本0.7/升的天然气卖成3/升。垄断者把水价卖成美国的5倍,电价卖成美国的1.2倍,油价高过美国,天然气价格是美国的4倍,而人均收入却不足美国的八分之一。网速不及美国的1/2,上网费却是美国的4.5倍。且不说俄罗斯新政实行全国公民生活用水电全免费。

亚当·斯密指出,凡是长期坚挺只涨不跌的价格,无非出自暴利被隐瞒或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行业垄断等五种原因。水、电、气、油、讯(电话手机通讯、上网、收视)五项高昂收费,何尝不是自然、行政、行业的三重垄断所致。正如米瑟斯所言,所有维持生存必需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并且是不能替代的关涉民生的刚性消费,每位劳动者都是被食利者强迫买单、强迫交易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首倡“官管盐铁”,汉武帝时期对食盐和钢铁的国家管制更为严苛。官管盐铁,包括中央政府对农耕文明黑铁时代的手工业、农具、兵器必需的上游原材料钢铁和生活资料中的生命必需品食盐两种垄断行业,保护资源、有序开采,并对其产能、产量、产值、价格严格管控和实行专卖制度。任何年代绝大数产商品价格都可以放开,唯有食盐价格绝不能放开,必须平价专卖;况且一直以来盐业专卖局和国有国营盐业公司实际利润并不低。放开绝大多数产商品必须放开的价格,减少和降低必须减降的税费和水、电、气、讯、网垄断价格,管控专卖必须平价保护的食盐,这就是政府作为。

与其减税,不如减费。“一降一补”须要系统化可操作性政策与策略。一是减除因已纳税、理当不收的行政收费,二是减降“一垄三公”垄断性行业和公共公用公益事业高昂乱滥收费,三是立法严禁和彻底废除巧立名目的高罚款乱罚款,四是立法规范各种出租中介行业杜绝投机涨价乱收费。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降低企业、家庭及个人的生产生活成本,保障企业生存能力,释放全民内需活力。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概由政府为全体公民无偿提供社保“两险一金”即医疗、养老保险和失业救济金;其他额外的商业、财产等保险才由个人选择自助购买。我国强制要求企业及个人分别按员工工资的20%8%缴纳社会保险费“五险一金”。企业为员工人均每年缴纳保险费1万余元,沿海微利出口经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员工多达数千人,缴纳保险费后几乎零利润而生存难为。关键是法规规定员工若离开企业岗位,其个人所缴纳保险费退步并可转入新单位,企业所交保险费却被保险公司全收不退,而进入与缴纳保险费企业毫不相关的“共济金”池。全国高达7.2万亿元的保险金、公积金余额以基金等方式进入股市,缴纳保险费的企业及个人却不能得到任何红利。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保险费缴纳与受益机制,减少企业上缴的保险费率,甚至适度改革“共济金”制度,可将保险费余额其中一部分按比例返还企业,是为企业减负的重要侧面。如果将全国每年度反腐严控“三公消费”所结余的数千亿元用来为全民无偿提供社保“两险一金”,企业及个人自我负担缴纳其余保险费及公积金而获彻底减负,民生福祉幸福指数大为改观,国民重拾对未来的信心而激发出强劲的内需增长,中国就进入了举世瞩目的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序列。

公路过路费、货运汽车过境超限罚款和自用轿车、越野车、面包车被红绿灯、测速监控拍摄器等侦测工具精心设计巧立名目的陷阱式罚款,严重超越和违背全国人大审核通过的“大法”《道路交通法》的交警路政部门“小法”所谓“新交规”,把实施行政暴力以罚代管强制收费表现得淋漓尽致。超范围、超额度、超苛严罚款与恶性收费,使其企业、个人的民生成本重负难释,逼迫车主正常经营难以为继,国内平均物流成本高达20%以上,而发达国家正常物流成本仅约10%。高昂的过路费、汽油费等压力所迫,货运汽车若不超高超重超载超限就无法生存,只有超高超重超载超限,即使被不断重复收交一路罚款,尚且能够勉强维持生计。河南某地还仿照清朝和珅向各级官吏预收“议罪银”的做法,先向货运汽车车主预收高额“包年度罚款”,结果一路还被重罚,而致某女车主不堪其辱上吊自杀。各地交警路政部门拦路罚款,为罚款方便而强行限制高速路的货运出入口,货运超限不交罚款就强迫卸载,交了罚款就无须卸载过关,还掩耳盗铃美其名曰处罚是为了“交通安全”,请问“交了罚款货物即可不卸载”和预收“包年罚款”就“安全”了么?这一切盖因部门及个人利益驱使,假法而行,恣意将公权力无限放大。

国家高速公路和国道包括其隧道桥梁,应当命令禁止地方各地省(市、区)、市(州)、县(区)交警路政部门甚至乡镇村社擅自安装恶意限速罚款红绿灯和摄像头。湖北恩施、甘肃陇南等地国家高速公路安装限速60码联网罚款摄像头比比皆是,严重影响高速交通行使安全效率和违背公平公正原则,恶化了当地软硬投资环境,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

某省会城市红绿灯、天眼和交警摄像头等罚款设施设备工具居然由某民企出资购买安装,再与交警部门将罚款“利润”分成。全市区交通罚款年收入超过60亿元,其中某大学门口六岔路仅一组表象不明是非不分的红绿灯年罚款额高超千万元。各交警分局每天排队交罚款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其“热闹繁荣”程度远超银行闹市营业门店,聘用大量“协警”临时工在窗口柜台趾高气扬征收罚款。交警路政部门将罚款所得,按三、三、四比例,为个人分奖金、单位提留小金库和上交地方财政。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在交警路政滥用执罚自收自用的违法罚款收费过程中演绎得出神入化。如此种种,中国经济怎么能健康发展?

欧美法治国家交警对涉嫌违法驾驶也有少量罚款,但罚款必须上交地方法院,受罚者若不服处罚则半年内可以起诉执罚警员,胜诉则免于处罚并获得赔偿,满半年无诉讼则将罚款悉数上缴国家财政,与交警路政部门及个人利益无关。

作为GDP已达67万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国税费等全口径财政收入高达18万亿元,况且国家高速公路是用纳税人所缴纳的财政收入投资修筑,过路收费早该停止。全世界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极少有公路收费的做法。私人或民企、外资投建而未满合约收费期的高速公路,可应由国家收购后一律免通行费。置法理、公理、企业权益、公民利益和国家大法于不顾的部门“新交规”,应当明令撤销和废止。所有正常合法合理的罚款只能全额上缴国库,否则当以贪腐行为论处而诉诸刑律。

房地产开发商伙同中介门店暗箱操作,将以内部高中层管职员工名义假意首付购买的商住房产,套取银行按揭巨款之后,代理涨价转卖,造成房源稀缺假象,恶意抬高房价,导致房产泡沫化等非法行为手段屡见不鲜。应当及时立法规范中介有偿服务行为。

一直以来房产中介方是向购房或租房者收取服务费,显然有悖法理。按谁获利谁交费原则,房地产中介服务费应立法规定由出售、出租方承付。房地产租售中介收费高昂,没有法律法规和行业自律,应当在立法条文中明确中介收费费率标准,以保护出售(出租)与购买(承租)双方权益,尤其承租方作为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益。凡中介方涉嫌暗中倒卖标的物非正常牟利或以虚假信息骗取中介费者,皆应绳之以法。

鉴于中国特色,除房地产租售等商业中介事务可交与市场依法有偿服务外,人才与劳务职介事务,应当收交政务中心或人才中心、劳务服务中心为求职者提供全免费服务;婚介应当收交民政、妇联直属公益机构为求偶者提供无偿服务。

前述大量实体商店受互联网电商冲击销量下滑甚至倒闭,还与承受不起雪上加霜的房产租金连年大幅度涨价有关。成都大型百货摩尔天府店宣布永久停业即如此因由。市场经济情势下,对房产出租及租金收取的监管,恰恰是政府职责所在。按平公平公正原则,为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保护承租人生存权益,无论商铺或住宅,发达、法治国家对其租金收取与租价涨幅,有着严密的法规约束。在德国,三年内凡房产租金涨幅超过30%则被重课罚款,超过50%要被依法判刑。

只有创设和营造法制化、常态化的公平公正经济社会竞争与发展良性环境,取缔一切不合理不合法欠公正收费及罚款,减少和降低正常收费项目与额度,甚至大刀阔斧削减合并城管等极易滋生非法癌变的多余部门,遏止税费罚过重叠加恶性循环,城乡和全社会的经济运行成本才会降低到合理程度,亚健康的中国经济体才会彻底康复。

八、民企实体经济岂可休克疗法任由自生自灭?渐进式淘汰截肢保命,有序化转型破茧重生,才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崛起的进程中保持中高速增长稳健步入新常态

民营经济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公有制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必须与公有制经济并驾齐驱积极发展非公有制民营经济。美国那样的经典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比重略占20%。全美环美铁路、太平洋铁路和邮政以及航空航天波音公司都是100%国资央企,直接隶属于联邦政府。只是国有波音公司由民营企业缴纳押金租赁承包经营,铁路、邮政则完全保持国有国营。

多年来国内非公有制民营经济仅占用20%的资源,解决90%的就业,完成近50%的纳税,贡献60%GDP,无疑构成中国经济半壁江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民营企业是水,国有企业是酒;没有酒尚可勉强过活,没有水就不能生存”之妙喻。非公民营经济繁荣与否,几乎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高起与低落的晴雨计和参照系。

综合上半年和第三季度增幅6.7%、第四季度增幅6.6%2016全年度经济增幅约为6.67%。预计明、后年经济增幅约在6.2%6.0%。经济增长全面放缓。保增长成为当务之急。今年上半年国有投资增长23.8%,民企投资仅增长2.8%。尤以民企投资表现甚为疲弱。

央行发布201611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11.4%,狭义货币余额4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2.7%;当月人民币存款增加6875亿元,外币存款增加204亿美元。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7946亿元,同比多增857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增加6796亿元,约占贷款增加额的86%,这些房地产贷款无疑大多数给了央企。

当下国际国内市场不景气,加之民营企业自身诸多问题,民企倒闭潮始渐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应验了市场经济规律“吹尽狂沙始到金”近乎残酷的理性法则。但是,政府对民营经济应有既考验、又保护的一系列措施,切不可以休克式疗法任其生灭,只能采取渐进式淘汰方式,以维系经济社会稳定和就业规模,推促有序化转型。

为民营企业切实减负,一改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为优胜劣汰的“选择融入”,保持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在传统产业领域所必需的一部分份额,同时以项目准入、资金扶持等优惠政策帮助民营企业实现战略转型,以实现产业调整、结构优化、引领其共同步入经济新常态的终极目的,实乃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一大要务。

 

打铁需要自身硬。市场经济国家概念,不仅表现在外贸是否倾销,多国评价体系标准,牵涉评定对象国内法治,经济及金融政策与策略及可持续性,政府管理、运行、服务,生态环境保护,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等各个方面、诸多环节。解决好上述阻扰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生相克关系,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何须非要别国都先承认。深化改革不仅要有超乎寻常的大智慧和勇气,尤须调校深改的方向与模式。建设完整意义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首先得有经济环境公平公正、规划建设有序有节、法规收费合情合理、政府服务优质高效、内需外贸增长稳健、市场繁荣安居乐业、国强民富信心十足的底气。

 

 

 

作者:中国新丝路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论货币改革》,《货币论》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论》

杨连宁:《何必左手制造贫困,右手再来扶贫》

 

 

入世已满15年,

中国为什么还不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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